前言

直到16世纪30年代早期，新西班牙才完全被西班牙征服者征服。

一些印第安群体被轻易制服，另一些则抵抗到死。成千上万人在数十场血腥冲突中丧生。数千印第安人遭受了由天花、流行性感冒和麻疹等欧洲疾病导致的灾难。西班牙征服时，估计有约1 100万印第安人生活在墨西哥中部。

人口统计学家舍伯恩·库克（SherborneCook）和莱斯利·伯德·辛普森（Lesley Byrd Simpson）利用殖民地档案计算出1540年的人口达6 427 466人，减少了近乎50%。1607年，原住民人口不及一个世纪前的五分之一。

在面对以压倒性技术优势为武装的文明时，原住民人口的衰退是必然的。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都是依据他们确立已久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行动的。各方出于其最佳短期利益做出决定，对长期后果考虑甚少。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交锋中技术处于劣势的一方落后，因为那些人的首领无法再召集庞大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曾参与战争、修建神庙、养活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本是可以弥补技术不足的庞大劳动储备。

而关于印第安人的理性，和滥用委托监护制的辩论则达到顶峰，传教士史学家迭戈·杜兰哀悼西班牙征服所带来的破坏：

“这片最肥沃富饶的土地，连同它的首都墨西哥城，已经遭受了太多灾难并且随着其宏伟非凡面貌和曾居于其上的伟大人民的流逝而衰落。”

甚至是意志最坚定的传教士和官员在看到一系列悲剧事件后都感到被背叛了。

他们相信西班牙给印第安人带去的是新的事物——基督教、王室和法律的权威、书写文学、西班牙的语言和欧洲的劳动力观念，然而他们在身边看到的则是不满、剥削以及对新秩序的反抗。他们看到印第安人接纳了新的农作物、铁质工具和欧洲礼服带来的好处，期望印第安人心怀感激地收下这些礼物并且支持他们社会发生彻底改变。当印第安人反抗土地接管和宗教教育时，他们感到困惑和气愤。因此他们转向委托监护制、强制宗教指导和政令，印第安人也尝试逃避所有这些东西。

崩溃的帝国

埃尔南·科尔特斯发现自己处于绝望的境地。

他主持着一个崩溃的帝国，遭王室禁止授予他人“委托监护地”（encomiendas），还不得不运用策略去满足其难以驾驭的追随者们的贪婪。

16世纪50年代中期，墨西哥盆地内130个委托监护地，控制着超过18万印第安人的命运。在必须防备抵抗威胁的脆弱借口下，那些享有特权的家庭对其掌控的印第安人的滥用远甚于阿兹特克贵族所做的。王室用16世纪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去反复伸张它对阿兹特克人的控制，以及废止委托监护制。

委托监护制建立在强制劳动力的基础上，但是保留了许多阿兹特克帝国贸易和朝贡体系的特征。

例如，墨西哥新的殖民宗主国，尊重生活在其所有委托监护地的劳动者的技艺，但是需求改变了。一度创造出融合黄金和羽毛饰品的工匠们，成了木匠和石匠、裁缝和制陶工。传统的手工艺中心继续繁荣，西班牙征服前已存在的市场保持开放。但是阿兹特克社会中的变化是意义深远并且灾难性的。

早先等级森严的社会，在殖民统治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同质化。最初贵族比平民的境遇好些。一些蒙特苏马的后裔甚至被授予委托监护地。调整适应了西班牙文化并在教会学校里受到基础教育的那些人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西班牙征服确实增强了一小部分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

一些有进取心的家庭佣人和小生意人，学习了如何利用这一新的体制。他们获得了土地，投身于有利可图的贸易，并且成为除强调出身以外的所有事务中的贵族。随着时间流逝，想象和创业驱动代替出身，成为通向成功与财富之路的要素。由于政府主张向民众支付报酬而非让他们献出劳动上贡，贵族的地位愈发地被削弱。这些规则使具备雇佣劳动力的能力比利用世袭特权更重要。

西班牙征服摧毁了前西班牙时期对时间的神话般的计算，计算始于宇宙形成时那个令人崇敬的原始时代。

毁灭和创造的循环跟随其后，复制了行星和恒星的运转，以及自然界和人类生命的生死循环。介于贵族和原始的、受崇敬的时代之间的象征性联系，居于阿兹特克文明的核心位置，因为它的首领们从克萨尔科亚特尔处将其索得。

现在国王们被消灭，民族混合又分裂，一度记录下历史的抄写员消失不见，组织人间事务所需的天文和历法知识也消失了。过去的礼仪和口述传统不再是阿兹特克文化代际传承的有效方式。但适时地，一些阿兹特克天启传统的要素被融合于基督教的千年至福说。

紧随征服者的脚步而来的移民浪潮，使得印第安社会的本质，在与西班牙人通婚后愈发被冲淡。

大多数早期西班牙移民，是为逃离家乡极度贫困的生活，而来到新大陆的出身卑微之人。他们与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律师和高级官员一起成为新社会的上层阶级，后者在新的殖民地进行传教和管理。几乎没有西班牙女人前往新西班牙，因此殖民者与印第安人联姻，形成了“梅斯提索人”（mestizos）这一新阶层，呈现出墨西哥所有社会角色的举止方式。

一些人无法与西班牙贵族区别开来，而另一些人像印第安人一样生活。印第安人的地位难以明确，而阿兹特克人的地位被牢固确立。梅斯提索人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是科尔特斯曾面对的复杂社会中一片同类相聚、受贫穷困扰的阴影。只有少数很有门路或者格外有能力的人，在这一新秩序中依靠自身或调整自身来获得成功。

西班牙征服不仅大量削减了印第安人口，并给后者社会带来浩劫；它还使得自然环境面目全非。西班牙人为了木柴和墨西哥城的建筑而砍伐大量树木。他们深深地犁开盆地的土壤，剥去大地的养分。他们种植新的作物——小麦、甘蔗、橄榄和葡萄藤——而印第安人仍然更喜欢他们传统的玉米和豆类产品。委托监护地维持着庞大的牛羊兽群，剥蚀了自然植被并永远改变了地貌。在西班牙律法下，牛群享有共有牧场。印第安人持续抱怨西班牙畜群侵占他们的土地。通常这只是土地吞并的开端。在西班牙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墨西哥谷大约一半的农业用地落到了欧洲人手中。

欧洲人的治理

委托监护制下的经营者们，对待他们土地的方式与印第安人非常不同。他们开挖自己的排水系统，填埋了阿兹特克巧妙的水道。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土壤腐蚀和被更改的排水系统的组合效应，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墨西哥谷不再适于农业生产。

尽管如此，印第安人设法靠土地勉强维持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需养育的人口大大减少了。现在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龙舌兰仙人掌，从中酿造龙舌兰酒——一种让他们暂时逃离新世界压力的酒精饮料。在一个曾经禁止除了老人之外的任何人饮酒的社会里，所有控制饮酒的努力都失败了。农业生产条件过于混乱，以致印第安人在挨饿时，欧洲人却种植专门作物来喂养牲畜。

阿兹特克社会秩序的瓦解发生得太过迅速，以致在与西班牙征服相距一个世代后，才进行工作的传教士史学家，难以调查他们被征服前生活的细节。

阿兹特克社会解体的时候，关于印第安人权利的论战在西班牙仍旧丝毫不退。多明我会士仍旧处在这一冗长乏味的笔战的前沿，在法庭、大学讲堂和无数讲道坛强调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愤怒直指移民，尤其是对过度的委托监护制。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74—1566年），一名曾身为地主的修道士。

他因古巴印第安人遭受的对待而良心不安。他用极大的热情将余生致力于印第安事务，以“印第安人的使徒”（Apostle of the Indians）而为人所知。作为一位注重细节的理想主义者，拉斯·卡萨斯接连不断地写作宣言，雷鸣般地对抗不公正和剥削。他把和平殖民、农业、温和皈依与理性行为而非对黄金和暴力的诉求作为写作题材。

他提出世间的每个人都受上帝召唤而得到作为赠礼的信仰。他认为基督教应通过和平的方式，而非战争、折磨和虐待进行传播。他的反对者们（其中的很多牧师都参与了世俗事务并且受益于委托监护制系统）猛烈地反对他。他们不无理由地将他视为自我本位的麻烦制造者。

冲突与矛盾

拉斯·卡萨斯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墨西哥恰帕斯州主教（Bishopof Chiapas），在他威胁说要因为定居者们虐待印第安附庸，而将定居者们逐出教会时，他与后者发生了冲突。

1542年，在他写作时，一场抗议和辱骂的风暴降临在他头上。在接连不断的义愤之词中，拉斯·卡萨斯公开点名并引用实例。他声明有1 500万到2 000万名印第安人灭亡于西班牙人之手。

“基督徒们杀死并毁灭数量如此庞大的灵魂的原因，是把黄金作为他们的终极目标，谋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将财富满载其身。”【注3】

《述略》激起的论战太过猛烈，以致其出版被推迟十年。但在一个世代之内，他悲怜的年代记就以六种欧洲语言被译出。拉斯·卡萨斯的谴责被反西班牙的宣传者兴奋地利用起来，他们声称征服者们屠杀了数百万印第安人。

所谓的“黑色传奇”（BlackLegend）至今仍萦绕着历史文学，而拉斯·卡萨斯的反对者们争辩是外来疾病而非大屠杀带走了大多数印第安人的生命。毫无疑问，拉斯·卡萨斯的许多主张言过其实，但他关于印第安人既非动物亦非智力有限的儿童，而是完全有能力在西班牙文明的框架下，成为基督徒的人类的论辩则永不过时，至今未失其效用。它们甚至显示出对同时期反西班牙颠覆运动的思想吸引力。

拉斯·卡萨斯和他的多明我会同伴已足够有力量去说服王室在1542年发布《新法》。

他们在当前所有者死亡后废除了委托监护地，宣布奴役战俘不合法，还禁止虐待印第安人。结果《新法》完全没起作用。在殖民者指出王室将会损失一大笔贵重的贡赋时，很多条款就被撤回了。

拉斯·卡萨斯没有气馁，诉诸天主教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教会制裁来强化他的观点。他使殖民者意识到，他们将被要求在他们的主教和告解神父面前为自己的过分行为担负责任。像逐出教会、禁令和拒绝免罪这样的武器在16世纪远比它们在今天有效得多。

“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s）通过袭击传教士激烈地反对他们参与政治。教会自身在支持和不支持殖民者之间严重分化为两派。论战在1550—1551年间著名的巴利亚多利德陪审团（Juntade Valladolid）身上达到顶峰。一个正式的调查庭被召集起来，陪审团使拉斯·卡萨斯与一位名叫“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Ginesde Sepulveda）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陷入对立，他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特定人群生来卑劣且命定被奴役。

辩论缓慢地进行了数月。拉斯·卡萨斯在辩论中或许具有理论上的优势，但是殖民者有能力给调查庭带来必然的压力。王室选择无视教会在新西班牙诸事务中巨大的政治力量，并且屈从于所谓的经济现实。多明我会士的影响渐渐衰减。关于印第安人政治和经济情况的事务在宫廷占据的重要性逐渐减小。

随着新西班牙开拓期的结束，教会和国家达成和解。印第安人被忽视并归入殖民地进贡公民的角色。拉斯·卡萨斯的工作被证明很少有直接、实际的价值，尽管他的旧敌委托监护制的影响在他死后也迅速下降。